对于中国钢企来说，这两条消息都不是好消息。

    有关铁矿石的谈判，如今成了检验中国需求在全球影响力的一块“试金石”。可惜，中国需求的作用在铁矿石市场很不理想。从几年前中国钢企正式和三大铁矿石巨头进行价格谈判起，到现在年年耳闻的是中国钢企被迫接受三大巨头的价格条件，即使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去年也不例外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原因之一与中国钢企铁矿石采购供应体系过于分散有关。罗冰生坦承，中钢协曾呼吁钢厂联合抵制三大矿山大幅涨价的做法，控制进口节奏。但由于要保证自身原料供应，这一倡议并没有得到多少钢厂的响应。

    铁矿石进口主体的过于分散，其背后是钢铁产业的分散。产业分散导致盲目进口、恶性竞争，从而严重影响到铁矿石谈判中的话语权，难以形成相对一致的对外博弈力，让中国丧失了作为铁矿石大买家的优势地位。对于这一问题，政府、行业乃至钢企并不是没有看出来。这些年，钢企的并购重组目的之一即为此。

    在钢企的兼并重组中，既有国有钢企的相互重组，也有国有钢企重组民营钢企，以及民营钢企重组国有钢企。而国有钢企的相互重组，一般是作为央企的钢企并购地方国企的钢企，但坦率地说，不论哪种形式的兼并重组，整体效果都不是太好，基本还处于规模扩张的层面，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合并。原因出在几乎所有的重组都带有政府的意志，是“拉郎配”或“近亲繁殖”的结果，即使确出于企业发展需要，政府在重组过程中也介入很深。

    在中国，钢铁业是一个颇独特的行业。它既不像石油、发电等上游资源行业那样，实现了央企的大一统，也没有像机电和轻工等下游行业那样，早已彻底民营化，这是一个半市场、半管制的特殊行业，钢材价格已经完全市场化，而钢铁资源配置又牢牢抓在政府手里。另外，尽管国有钢企占主体，但除了少数央企外，其余的都是地方钢企。

    钢铁行业的这个特点，决定了政府是兼并重组的主导者，这使得重组存在政府利益分割的难题。如果是市场配置资源，重组看重的是效率，但政府撮合的重组，它可能就意在其他，比如，为了获得新项目的批准。现在国家控制产能过剩，不搞新钢厂审批，只有兼并了老厂，淘汰了落后产能，才能有新指标。另外，在重组中也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。由于地方钢企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较大，地方政府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，往往支持地方钢企做大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近年几大钢企的重组，基本是在本省，如河北钢铁、山东钢铁，而跨地区的央企兼并地方钢企，则要缓慢得多。

    即使是省内企业的合并重组，由于采取的是国有资产的划拨调整，目前主要还处于规模扩张的层面，虽然这也是必要的，但兼并重组后的企业大多还是独立核算、独立经营，并未对业务流程进行重组。因此，与兼并重组前相比，也不能发挥规模扩张的实效性。

    总之，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，钢铁业的兼并重组多催生出一批换汤不换药的翻牌公司，企业机制和股权结构并未有根本变化，也就很难达到国家的预期目的。这并不是说在企业的整合重组中不应发挥政府的作用，而是说这种作用的发挥必须适度，不能损害市场的运行机制。如果政府介入过深，企业重组变成为了完成政府的任务，则必然会打乱和改变市场规则。

    铁矿石谈判的屡屡失利告诉我们，钢铁业需要真正基于企业自身利益的市场重组。因为做大做强只能来自于残酷的市场竞争，而不是政府的行政指令。